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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

胜间靖子,参加过日本关东军时还是女孩,二战后留在中国东北,中国百姓保护了她,免受外国军人强奸。她隐瞒自己的日本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20年后来向党坦白,被周总理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国籍。55岁时才第一次真正见到自己的日本祖国。在日本,她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老干部,一直在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86岁高龄还年年数次回中国“走娘家”。她的晚年是为了中国的穷孩子活着。

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苦不堪言,往南逃被苏联伞兵截了后路

关东军战败后加入抗日民主联军的胜间靖子

日本女孩差点被强奸,中国百姓救了她

胜间靖子的父亲是日本的大富商,做与中国有关的生意,十九世纪末开始发家。后常驻海参崴,十月革命后被赶回日本,又到大连安家,隔海往来,经商不已。他在日本是那种有地位的富人,天皇家庭成员经常进出他经营的高档宾馆……日本战败之后,靖子的父亲从中国撤回日本故乡,但他多年来在本土买下的土地都被按照当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颁布的法令,作为无主土地全部归公,分给了无地农民,他成了一无所有的自食其力者。而他的女儿胜间靖子,这时留在了中国,成为一名中国的革命者。

胜间靖子出生在大连的日本人居住区,很长的岁月里,人们都以为她是一个中国人,或者顶多是一个中日混血种。她也没有说破,认为这样能保护自己,一直到了文革……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苦不堪言,往南逃被苏联伞兵截了后路

当年大连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八十多岁的胜间靖子坐在我对面,她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清:

“我的生母很善良,但去世的早,继母对我很不好。经常虐待我,我吃不饱肚子,有一次她竟发狠用熨斗烫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日本邻居们很同情我,说你最好赶快离开这个家,要不然你会被折磨死的。”

靖子当时已在大连的日本小学校当教师,但仍然逃避不了继母,只要回家,就要挨打挨饿。当时她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当兵(日本当时规定小学教师不能转行除非服兵役),“我宁愿到前线去死了,也要逃避后母的折磨。”

全校欢送,胜间靖子来到哈尔滨的关东军陆军医院做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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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悍的日本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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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和日本侨民在中国

关东军是整个亚洲最可怕的武装力量,八十万大军聚集东北,强盛残暴。但这时已经到了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也嗅到了失败的气息,到处弥漫着沮丧的气息,这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食品供应紧张,许多病员饿得到处偷东西吃……

“后来人们知道我在关东军里待过,都非常好奇,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关东军那么厉害,为什么跟苏联红军打起来不堪一击?依我的回忆和观察,我觉得关东军就是输在了没有粮食吃,弹药也得不到保障。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吃是最大的问题,士兵们只能去抢中国老百姓的粮食。这样的军队不败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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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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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女兵

在关东军医院,胜间靖子和一同从大连来的日本小姑娘们,吃住在一起,互相安慰。她们在医院受训半年,还没工作多长时间,大家就四下传说,跟苏联的不打仗的条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作废,苏联人要打过来了。这时关东军也预感苏联马上要出兵,把机关辎重医院等从哈尔滨向大连转移。

撤离的那天早上,靖子看到病房里静悄悄的,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一辈子难忘的惨像:那些重伤员,还有在战争中吓疯了的士兵们都被处死,一排排躺在那里,“是血管里注射进空气弄死的……”

他们在火车上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截断日军的退路,关东军列车被迫停在长春。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苦不堪言,往南逃被苏联伞兵截了后路

苏联红军俘获日本关东军

日本伤兵们抱头痛哭,各自奔逃,靖子无依无靠,一位日本小护士正好有亲戚在长春,就拉她去躲避。有人劝她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处是寻仇的中国人,有生命危险。但这时更可怕的是到处抢掠强奸的外国士兵。

日本小护士的亲戚已经撤离,当晚这位小护士突患胸膜炎发高烧,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医院,一个星期后就病逝了。靖子又孤身一人在飘荡。在这危急时刻,有一位中国女医生收留了她,她是靖子的一位中国恩人。

她叫绍淑荣,曾留学日本。绍大夫所在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跑了,就剩下几个中国医生勉为支撑,病人积了很多,治不过来,胜间靖子就留下帮忙,兼给一位医生做保姆。

绍大夫给她起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刘静贞。

有一天她正楼上晒尿布,忽然楼底下喊她快跑!原来几名外国兵远远走来,走楼梯已经来不及了,刘静贞抱着柱子就滑下来,跳墙逃到别的院子……

大家觉得刘静贞没成家太危险,给她介绍了一个人。

那天她走进绍大夫的家,看到一个像外国人的小伙子紧盯着他。他是“满洲电影厂”工作的王德成。这个有俄国血统的小伙子成了靖子的丈夫。

王德成的父亲是山东人,早年在中俄铁路干活,自学俄文,后来跑到了莫斯科,拜了泥瓦工师傅,并遇到俄国孤女,结婚成家,生下王德成。一家回到东北,王德成的母亲就给东北的白俄洗衣服,父亲就到“满洲电影厂”扫地做泥瓦活。王德成本人会点日语,考进了电影厂摄影科。

她被俄国疯婆婆锁在小木屋

这时抗日联军进驻长春,日本技师等都撤离了满影,王德成虽然只是一个辅助工,但是唯一能玩转摄影机的中国人,这时袁牧之和陈波儿等电影届大腕就把王德成留下权当摄影师用。

国民党要打进长春,靖子和丈夫跟着东北电影制片厂撤往黑龙江,他们坐着大货车,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个柳条箱。俄国婆婆也跟着他们走。她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日本警察打疯了,看谁都是小偷,也不相信儿媳妇。

到了哈尔滨,王德成到前线拍摄去,婆婆把靖子锁在小木屋里,怕她席卷而逃。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侯波知道后,把靖子救了出来,动员她参加工作。于是她加入了电影厂,替电影厂留用的日本技师们当翻译。那年是1947年。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苦不堪言,往南逃被苏联伞兵截了后路

胜间靖子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同事(一排右三是靖子)

靖子已把中国当成了家。日本战后一片混乱,她回日本也不知家在哪。“我觉得日本像外国一样,我对中国更熟悉。”她活了二十几年,始终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她感到了这种温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长春电影厂党组织,对这个说不好中国话的、有日本血统的小姑娘,很相信和同情。1949年,靖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东北的每个大战役都需要电影厂去拍摄记录,而电影厂极缺摄影师。靖子就尽心尽力在日本技师和中国学生中间做翻译,想快点培养出新摄影师。一件事让她难忘伤心,电影厂刚培养出三个摄影师,却在上前线时被敌机扫射,一下牺牲二位,此事惊动中央,遂出台保护摄影师的命令。

周总理和田中角荣救了她

全国解放后,靖子到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她和丈夫来到北京。

她生有两个孩子。人们每天看到这位面目清秀白皙的女人把孩子送往幼儿园,然后风风火火去上班。她这时已经成为一位电影技术工程师,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务。

要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日本女人会在中国平稳地生活下去。但1967年运动来了,一直对组织隐瞒自己是日本人的靖子心怀愧疚,她的坦白没有得到群众的宽恕,被打成“日本女间谍”,“里通外国”。

王德成也因此遭难。这个涉及三国血统的家庭一下堕入深渊。

靖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改造,身高161厘米,体重43公斤的她,在四年多的繁重劳动中,竟成了一个健壮的劳动能手。她说,她最大的收获是学会看人了。在她被捧在高处时,看不清人和事。在她遭难的时候,有人帮她,有人弃她,有人乱咬,她看到了人的本质。

有一天,她感到人们对她的态度变了,她被批准回北京,告知审查结束了。她这时才知,田中角荣来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恳请周总理照料在中国的日本人。周总理答应了。

在此之前,靖子的国籍都成问题,这时她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其实后来她还有很多不如意,但她并没有气馁,领导不给她分配工作,她就搜集世界电影资料,办日语班,总之她想多做工作,多做对人有益的事。

时间到了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其实她虽然是日本人,但五十多岁了,从没去过日本,蛮荒唐的!

她联系上了妹妹。回到了日本,

她与这个家庭隔绝了三十多年,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他父亲和全家没能回到日本,一直在中国漂泊,得到了中国底层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这时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继母、妹妹和姨妈都还在。亲人都劝她留在日本。她也犹豫,这里毕竟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自己也在说服自己留下:“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日本做宣传,让日本人,尤其是让日本孩子了解中国。我觉得日本太不了解中国了。

“我要是这样走了,不照顾继母和姨妈,日本邻居会怎么说我?这个受中国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就这样,还差几个月就能在中国离休的刘静贞留在了日本。组织上后来给她办了离休手续。

她做翻译,中国领导人感觉很亲切

一个中国离休干部,同时又是日本人,在日本还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共产党人。

她留在日本后,很快就要靠自己谋生了,生活很艰难。“我到日本以后,有两年,没买过米,都是到面包房拣人家扔的面包。”

她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供两个跟随她来日本的孩子读书”。

后来靖子考进读卖国际商学专门学院,创办中文班。这时她的名声已在日本传开,有些公司想利用她的背景,聘她做翻译、搜集中国电影情报。给很高工资(一月四五十万日元,比她当中文教师一月八万日元高多了),但她毅然谢绝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她舍不得扔下她教的那些学生,二是她觉得不能做对中国有一点损害的事,她认为这种情报工作是对中国的一种觊觎。“我决心不沾电影边”。

白天她去教书,晚上去日中友好协会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活得很累,但有一种目标在前面远远吸引她,她觉得活得很有意义。

她这一辈子总为他人着想了,她身上既有中国共产党多年教育的深深烙印,也有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人文高尚情操。

这时,她开始做一件大事,就是替来日本访问的中国领导人做翻译。

其实在多年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她差点把日语丢了,70年代开始,电影资料馆放映许多没经翻译的日本电影,她被叫去做临时口译,几十部电影后,捡回了这个功能。

刚开始为中国高层领导做翻译时很紧张,“上台的时候我的腿直打哆嗦。”开始她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生怕给中国丢脸,他的儿媳妇安慰她,“妈你放心,人家都说你翻得好。”

八九十年代,刘静贞协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北京上海大批民间友好交流团,给五十多位部长以上级别的中国访日高层领导做过翻译。

中国是娘家,日本不是

胜间靖子从九十年代中期到前几年,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组织日本学生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她86岁那年,还数次来中国,就是为了中国的穷孩子。她不需要钱了,也不需要名了,这时只剩下一片善心。

她说,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关心她们。从1995年开始,她每年给希望工程捐款4、5万日元。原来,她总想资助中国电影资料馆,但资料馆哪需要这位老人那点辛苦钱,现在她委托资料馆把每年她寄去的钱转交给希望工程。

也就是那一年,她带第15级日本学生跟她去中国实习,学生们发觉老师在一个人在捐助中国的穷学生,就一下也行动起来,把自己的一点零用钱拿出,总共凑了2300元人民币。

就这样,给中国孩子捐款的事从15级传到16级,又传到17级,已经传到第25级了。这成了这个中文班的传统,每个学生每月存进500日元……到了那一天,他们在靖子老师的带领下,把钱交给中国的希望工程。

日本的学生不像有的中国人想的那样都是富翁,这些钱来之不易。“我的日本学生,都是二点起床,打零工,学习,靠这些钱,生活学习,济出这点钱捐给中国的学生。

“千带子,送报纸,有一次被一家的两条狗咬伤,二个月上不了学,他母亲哭说,你干吗这样,咱们家有钱有地……千带子哭着回答:‘我要走了,就又少了一个人给中国孩子攒钱。’

“有一个学生叫秋保田元,也是‘送报生’,但他家是穷人,被人看不起。读了中国孩子的来信后他说,‘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悲惨的人。五十元人民币,在日本就是一顿早饭的钱,没想到在中国的孩子身上还有这么大的作用。’从此他每天早上做更多的工作,也不怕别人耻笑了。”

靖子也没有想到,让日本孩子帮助中国孩子,实际也是帮助日本孩子,让他们洗涤了情感。

靖子把日本学生勤奋存钱的事跟中国受资助的学生说了,中国孩子们都哭了。

她每年带日本孩子到中国,似乎在回娘家。日本和中国,都有嫁出去的女儿,心总是向着娘家的说法。“我把中国当成娘家,日本不是。”

一年冬天她带着学生到河北农村,看到一个学生冬天没鞋穿,心里很着急,有县委书记陪着,她走不开,就赶快让学生去买鞋。这个中国孩子得到新球鞋后,突然举着鞋跑到靖子前大哭。日本学生见了心灵受到很大撞击。

还有一次,她带学生寻访到一个穷乡僻壤,看到一个男孩羡慕地看着他们,就上前问为什么不去上学。男孩回答,希望工程有规定,一家只有一个受赞助,他哥哥已经接受了资助。刘静贞偷偷塞给男孩三百元。后来了解到,男孩还差几百元才能去上学。就对他保证说,“我要把你照顾到底!”以后她每年给河北涞水这个穷孩子寄一千块钱。二年、三年、五年……一直到这个男孩考上唐山师范学院。

胜间靖子太累了,也老了,该休息一下了。日本女兵揭密关东军最后的日子:撤离前集体处死重伤员,缺粮少弹,苦不堪言,往南逃被苏联伞兵截了后路

86岁的靖子又一次回到中国

她得了重病,乳腺癌。她说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不顾亲友劝阻,又跑到中国,亲手把学生和她存下的11万元人民币交给了有关方面后,才回到日本去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部,“大肠子都黑了”。

她被送进手术室时哭了。她觉得她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人需要她帮助。

天也怜惜好人,手术后,她的病竟然好转。人称奇迹。

她对日本的学生说,“为了中国孩子,为了你们,我也要活下去。”

有记者采访靖子:你的幸福是什么?你20岁被赶出家,流落异国他乡,你27岁分居,你在中国受过折磨,你在外面做那么多事,还总给儿女做饭,照顾家里的一切,你忙忙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从哪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是共产党给我力量。回日本后,我曾参加过一次日本创价学会的学习,他们当时的口号是,‘为创价学会服务’,我当时对他们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大气,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

她在“娘家”学的这句话,给她印象太深,影响了她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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